中国学者对本体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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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体论是任何哲学都不能摆脱的问题，它是哲学中的根本性问题，是哲学不同于非哲学的一个本质性规定。中国传统哲学中同样有本体论理论。这突出的表现为道家关于道和儒家的关于心性的学说。但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学说没有西方哲学那样浓重的纯逻辑的范畴体系色彩。在较长的时期中，本体论曾被视为ontology的译名。然而，从20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研究者便对这一译名提出了种种批评，认为本体论一词无法体现oniol的涵义，由此，甚而对“本体论”概念本身的正当性提出质疑，并认为中国哲学并不存在所谓本体论。这里既有ontology与本体论之间的纠葛，也涉及译名与被译之名的关系。就ontology源自on其研究方式上侧重于逻辑分析而言，它无疑不同于中国哲学语境中的“本体论”，但我们似乎不能因此而断言中国哲学没有本体论，更为适当的提法也许是:中国哲学没有ontology。从译名与被译之名的关系看，一种译名在形成和被接受之后，往往会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在一定文化历史背景、学术传统、语言承载等影响之下，译名常常获得超乎被译之名的涵义或发生内涵上的转换，从而成为具有本土意味的概念。严复以“天演”翻译evolution，后者在西方本来首先是生物学领域的概念，表示生物的进化过程，但严复却一开始便将其与形上的观念及社会领域的强弱相争、变革和进步等联系起来，从而更多地赋予它以社会文化及哲学的意义，使之成为变法维新的依据。不难看到，作为中国近代哲学概念，“天演”的涵义己非被译之名(evolution)所指范围。与上述情况相类似，本体论这一范畴被引入中国现代哲学后，也非仅仅是ontology的对应概念，它在相当程度上既蕴含了ontology所涉及的“存在”之义，又融入了中国传统哲学的相关观念，从而获得了其较为独特的涵义。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中国现代哲学的概念，本体论既不能简单地等同于ontology，也很难仅仅归结为中国传统哲学有关本体的学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中，相当于上述“本体论”意义上的那部分哲学学说，被叫做“本根论”，指探究天地万物根本原因和根本根据的学说，其意义与“本体论”一词基本吻合。中国古代哲学家一般都把天地万物的“本根”归结为某种无形无象而与天地万物根本不同的“东西”(如“气’，、“理”、“心”等)，也与西方哲学家把“本体”或“实体”(相当于最高存在者)理解为某种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而这种最高的终极的“存在者”又被视为天地万物的最终根据和最高原因基本一致。据有的学者研究，在汉语语境中，“本体”一词与“客形”相对，“客形”是变化不定的状态，“本体”则是本来恒常的状态。“这种语义与亚里士多德所谓“实体常住不变而只是变换它的性状”的说法也非常接近。所以，用汉语中的“本体论”一词来诊释和理解西方哲学史上那种以追求最高存在者为最高使命的哲学形态，是较为适当和合理的。在中国传统哲学中，“本体”往往被用以指称不同种类的存在，以宋明理学而言，这一时期的理学家尽管哲学立场不同，但往往都以“本体”来说明其核心概念，而在这一类的阐释中，“本体”往往指存在的本来形态。张载以“气”为第一原理，“本体”概念的运用也与之相应:“太虚无形，气之本体，其聚其散，变化之客形尔。”7朱熹将“理”视为更本源的存在，“本体”之义也离不开这一前提:“以本体言之，则有是理然后有是气，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气以为质也。”“可以看到，在以上论域中，“本体”都与本然之“在”相关:它或指“气”的本来形态，或指理气关系的本来形态。同样，王阳明以心立言，“本体”亦首先与心的本然形态相联系，对他而言，这种本然形态就是良知:“良知者，心之本体。”9当然，在王阳明那里，作为心体的本然形态，本体又涉及所谓功夫:“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此处的“本体”既呈现为主体精神的本来形态，又被理解为实践活动(功夫)的根据。但是作为现代哲学的概念，“本体论”又有不同于上述意义上的本体理论。尽管以上论域所涉及的气世界、理世界、心世界也每每构成了本体论所讨论的对象，但较之以“本体”表示存在的本来形态，本体论无疑包含更为丰富的内涵。就其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而言，本体论似乎与传统哲学中的道器、体用等等概念有更内在的关联。从形而上的层面地看，“道”首先被理解为普遍的存在法则，“器”则指具体的事物;与此相近，“体”有实体等义，“用”则指属性、作用等。传统哲学中的道器、理气之辨以及体用之辨一般指向如下问题:道与器或理与气何者为第一原理?道与理是否先于器与气而存在?体与用能否相分?等等，自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史研究在中国出现后，这些问题常常被归属于本体论的论域，二者的这种联系，也从一个方面折射了“本体论”作为现代中国哲学概念所具有的理论内涵。当然，在现代中国的哲学语境中，“本体论”所关注的，不仅仅是传统哲学意义上的理气、道器、体用等关系的辨析，广而言之，其研究之域包括与存在相关的诸种领域。从认识的前提(所知与能知的确认)，到道德的基础，从价值判断的根据(人的需要与对象属性的关系)，到审美过程的内在意义(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等等，都可以看到本体论的视域。就其以存在为指向而言，它无疑与ontology有相通之处;就其不限于或非着重于对概念的逻辑分析而言，它又似乎逸出了oniofogy。要而言之，作为中国现代哲学的概念，“本体论”的意义己不仅仅表现为ontology的译名，它在相当程度上已获得本土化的性质，其内涵既非皿tology所指范围，又包含了ontology的某些涵义、既有别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本体”等理论，又渗入了传统哲学的相关内容;在实质的层面，上述意义中的“本体论”似乎更接近于广义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相对于ontofogy及传统的本体理论和道器、理气、体用诸辨，它显然包含更为丰富的内容。熊十力指出:“哲学自从科学发展以后，它底范围日益缩小。究极言之，只本体论是哲学的范围。”“哲学思想本不可以有限界言，然而本体论是究是阐明万化根源，是一切智智与科学但为各部门的知识者，自不可同日而语。则所哲学建本立极，只是本体论，要不为过，夫哲学所穷究的，既是本体。我们知道，本体的自身是无形相的，而却显现为一切的事物。”“在熊十力对“本体论”概念的如上理解中，可以看到，“本体论”既涉及ontology及中国传统哲学有关本体的观念，又不限于二者而包含更广的内容。在把哲学的主要对象归结为本体论的背后是对本体论本身内涵多重性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