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人品《三国》

快乐宝贝

韩起
　凌统的“左右”不该配剑
　　
　　《三国演义》里，有一段“凌统舞剑，意在甘宁”的小插曲。
　　甘宁和凌统大家都知道，是孙权帐下最能打的两员战将。无奈这俩人有仇，早先甘宁还在刘表那边谋事时，把凌统他爸给射杀了。尽管后来甘宁跳槽投奔孙吴这边，孙权也经常把他们俩调开不使碰面，凌统仍时时不忘要杀掉仇人兼战友的甘宁。
　　凌统的复仇发生在酒席宴上。那是在赤壁大战之后，孙吴好不容易打败一次屡屡给他们制造难堪的张辽，孙权设宴庆功，犒赏功居首位的吕蒙、甘宁等人。不巧当时凌统也在座。仇人相对本容易令凌统起杀心，偏偏吕蒙喝高了，在一旁可劲地嚷嚷甘宁如何勇悍绝伦。这话令凌统心如针刺，在仇恨、嫉妒、酒精三者的化合作用下，复仇的火焰终于爆发，凌统“忽拔左右所配之剑”（见《三国演义》第六十七回），口说舞剑助兴，学鸿门宴上的项庄，要刺杀甘宁。
　　我不关心这段插曲是否真实，作为小说家，罗贯中可以任意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事实上，除了宴会本是设在吕蒙家里之外，其他的情节——比如甘宁随后站起来舞双戟自卫，见势不妙的吕蒙手舞刀、盾将他俩隔开，罗贯中基本照搬被裴松之引来做注的《吴书》。我想说的是，凌统的“左右”不可能配“剑”。
　　站在凌统身边的“左右”，也就是凌统的亲兵了（或孙权的近卫军），不管这些“左右”出自谁的手下，他们都只应该带刀，而不会在腰里挂把剑。理由很简单，三国的时候，剑已经退出了战场。作为格斗短兵的剑，仅属于春秋至西汉时期的专宠，那种大家在电影电视上见惯了的古战场画面——士兵一手持盾牌遮挡、一手抡剑劈砍——在西汉之后已经消失了。
　　
　　剑何以被战场淘汰？
　　
　　剑的失宠，来自它与生俱来的缺陷。
　　从形制上看，剑是“一尖两刃的直身”锐器。说剑有缺陷，不是指剑尖，是它的“直身”形制不好。不过要说明“直身”剑为什么不利于格斗，我们必须先由剑的使用谈起。
　　从剑的使用技法来说，剑尖用来“刺扎”，剑刃专供“劈砍”之用。这两点人人都知道。不过，在战场拼杀的士兵，他们往往拒绝“挺剑刺扎”，而偏爱“抡剑劈砍”。这一现象看似奇怪，其实是有道理的，它和人（包括动物）面临危险时的心理本能有关。什么心理本能？自我保护的本能。这种本能表现在行为上，便是使用威吓的动作去吓唬对方、振奋自己，借此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在剑的劈砍和刺扎这两个动作中，劈砍是顺应这种心理本能的，劈砍威猛难挡，具有远胜刺扎的骇人气势，能给人更多的安全感。要印证这一点并不困难，你找两把与古青铜剑等长（几十厘米）的桃木剑，和同伴各持一剑打模拟战，我保证你拿起剑来就会连劈带砍的，劈砍八次也不见得做出一次刺扎。不信，你就去一试。
　　劈砍的气势来自这一动作的沉猛力道。我们知道，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是无源之水，劈砍所以能发出沉猛的力道，是由于劈砍是个抡动胳膊的动作，能借助身体的惯性发力。相比劈砍，刺扎动作无惯性可借，力量要弱很多，在搏杀中若想发出致命的一刺，必须逼近敌方出剑，这样做无疑很危险。再有，持冷兵器肉搏，很少能一剑干掉对方，成功的击杀往往来自一连串的动作组合。在这一点上，劈砍的优势又显现出来，劈砍因为有惯性可以利用，兼之剑身的运动轨迹为弧形，不走直角，因此能够很顺畅地一个弧形接下一个弧形做出“斜劈接横劈接竖劈”的串联。刺扎则不行，刺扎纯靠肌肉收缩发力，借助不上惯性，连续的刺扎要凭借胳膊在直线上做往返的伸缩，每刺一次肌肉收缩一次，即非常累人而且速度也来得慢。刺扎动作只有与劈砍动作组合起来，才能发出令敌手眼花缭乱的连续攻击。
　　也许有人说，剑本身有刃，既然士兵偏重劈砍，那么就把剑当刀使去劈砍吧，这又有什么不好？
　　我说，假如剑身是弧形的，把剑当刀使确实没什么不好。问题是，剑身是直的，把直身的剑做弧形劈砍，因为剑身与运动轨迹之间有很大的夹角，会对持剑的手腕产生一个很大的反作用力。还有，当劈中敌手时，剑刃容易吃进人体，拔出来费力。由此大家可以看出，剑要想淋漓尽致地发挥劈砍功能，形制上的改革势在必行，该把剑身改造成弧形的——减弱对手腕的反作用力，避免劈中后过深地吃进人体。看到这里大家肯定要笑了：弧形的剑，不就是刀吗？没错，是刀。刃身为弧形的刀，恰好避免了直身剑的两个缺陷。所以后来，天底下任何一种用于战场上的刀，不管是中国古代士兵用的腰刀、朴刀，还是日本刀、阿富汗弯刀、蒙古弯刀，刀身都没有直的（当然，任何一项改革都非一蹴而就，当汉代造出第一批铁刀时，刀身仍然是直的）。
　　也许又有人说：“既然直身的剑不适于劈砍，为什么还容忍它在战场上从春秋厮混到西汉？早该把它改成易于劈砍的形制啊？”
　　唉，假如事情能这么简单就好了。
　　
　　铁代替青铜，刀代替剑
　　
　　古代兵器的演化历史告诉我们，兵器形制的改革需要一个过程。另外，对剑的改革所以迟迟拖了五六百年无法进行，并非缺乏好的创意，关键是找不到合适的材料。没有合适的材料，任何高明的创意都只得束之高阁。
　　大家知道，在西汉以前，用来制造兵器的材料是青铜，不论剑还是矛、戈、戟，无不由青铜打造。虽说当时比青铜更适宜造兵器的铁并非没有出现，但由于铁矿尚未广泛开发，当时不光是兵器，很多应该用铁来替代青铜的器物，都不曾进行材料的更换。
　　由材料的角度说，纵使不考虑剑的形制缺陷，剑仍存在着令人苦恼的难题。比如，青铜虽然比铜的硬度好，却比较脆，因此剑刃磨得越锋锐，格杀中越容易锛刃，一次战斗下来，剑刃变锯齿了。还有，青铜比较脆的弱点，致使剑身必须制作得很厚很宽，无法做成铁刀那样薄而窄的刀身，否则薄且窄的剑到了战场上，与敌人两剑相格，“啪”——剑折了。（别提越王勾践剑，勾践剑是薄是窄也不脆，但这样的剑几百年不见得造出一把，能武装到士兵手里吗？）所以，囿于材料，青铜剑不得不往厚和宽里造。但厚了宽了，剑的份量又成问题，兼之青铜的比重本来就很大（比铁的比重大），士兵抡着好几公斤重的剑去拼杀，不太累人了吗？手腕子先就受不了。因为重量的原因，凡青铜剑都比后来的铁刀短很多，没有长度到一米的。
　　剑的直身形制已经不利于劈砍，兼之这样的剑由青铜打造，笨重又爱锛刃，所以，当西汉时期，刀——铁刀，被制造出来后，立刻大量地使用于战场，取代了剑的位置。这不难理解，铁韧性比青铜好，不爱锛刃，先就使新生的刀能够磨出锋锐的刃，能更充分地发挥刃的劈砍功能；而韧性好便不容易折断，故此，汉代的铁刀都比青铜剑来得薄而且窄；加之铁的比重相对青铜要小，薄而窄的铁刀又有条件造长了，所以，刀除了西汉最早的一些制作外，后来的长度都远远超过青铜剑，在一米以上。
　　有了优点如此多多的刀，战场上当然不会有人再愿意使剑了。即便有人用铁来制出铁剑，使它的锋锐程度和长度远胜从前，战场仍不买它的帐（由剑的形制决定）。
　　
　　凌统的“左右”是配刀的
　　
　　追求功效的战场抛弃了古剑，不意味着所有的人都这么势利眼、喜新厌旧。剑毕竟在古战场驰骋了五六百年，漫长岁月凝结的铁血光辉悲壮铿锵甚至是多情与诗意，重重叠叠积淀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人们难以忘掉它。怀旧，向来是不计功利的。他们把遭到弃置的古剑从岁月烟尘中拾起来，它在少年人的手里意味着风发的意气，在诗人的腰间是从倜傥风流里透出的激昂。当然，战场上的高级将领也佩带它，帝王公侯也佩带它，这些人无须挥剑战斗，他们身上的剑与其说是利器，不如说是一种象征，象征着地位与权势。战乱时期追随豪强霸主的幕宾也佩带它，剑在这些人身上，是一张名片，朝众人炫耀着某种得意和荣宠。
　　从战场退役的剑还转入了民间，被武林、戏曲、小说、宗教所吸纳。
　　当历史走到三国时期，剑已经退出战场三百多年，士兵或战将已没有人挥舞着它去拼杀了，即使作为非主打武器的配件，佩带它的人也不多，剑在《三国志》及裴松之的注里出现的比例远比不上刀与手戟（一种短戟）。
　　凌统的“左右”是要上阵的，连凌统甚至孙权都经常冲杀在第一线，他们的卫兵能不时刻准备着厮杀吗？挂一把怀旧或纯数时髦的剑算怎么回事，找揍啊？
　　其实在那天东吴的庆功宴上，凌统从“左右”身上拨出而舞的是刀，被裴松之引来作注的《吴书》就是这么说的。《吴书》对凌统的描述是：“统乃以刀舞”。